母亲与她的时钟
二十几年前,父亲从外面带了一架时钟给母亲:一尺多高,上圆下方,黑紫色的木框,厚玻璃面,白底黑字的计时盘,盘的中央和边缘镶着金漆的圆圈,底下垂着金漆的钟摆,钉着金漆的铃子,铃子后面的木框上贴着彩色的图画——是一架堂皇而且美丽的时钟。
那时这样的时钟在乡里很不容易见到,不但我和姐姐非常觉得稀奇,就连母亲也特别喜欢它。
她最先把那时钟摆在床头的小橱上,只允许我们远望,不许我们走近去玩弄。我们爱看那钟摆的晃摇和长针的移动,常常望着望着忘记了读书和绣花。
于是母亲搬了一个座位,用她的身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说:“这是听的,不是看的呀!等一会又要敲了,你们知道呆看了多少时候吗?”
我们喜欢听时钟的敲声,常常问母亲:“还不敲吗,妈?你叫它早点敲吧!”
但是母亲望了一望我们的书本和花绷,冷淡地回答说:“到了时候,它自己会敲的。”
钟摆不但自己会动,还会得得地响下去,我们常常低低地念着它的次数。但母亲一看见我们嘴唇的嗡动,就生起气来。
“你们发疯了!它一天到晚响着,你们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吗?我把它停了,或是把它送给人家去,免得害你们吧……”
但她虽然这样说,却并没把它停下,也没把它送给人家。她自己也常常去看那钟点,天天把它揩得干干净净。
“走路轻一点!不准跳!”她几次对我们说,“震动得厉害,它会停止的。”
真的,母亲自从有了这架时钟以后,她自己的举动更加轻声了。她到小橱上去拿别的东西的时候,几乎屏住了呼吸。
这架时钟开足后可以走上一个星期。不知母亲是怎样记得的,每次总在第七天的早晨不待它停止,就去开足了发条。
这在我们简直是件苦恼的事情。自从有了时钟以后,母亲对我们的监督愈加严了。她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时候,甚至是早起、晚睡和三餐的时间。
冬天的日子特别短,天亮得迟黑得早。母亲虽然把我们睡眠的时间略略改动了些,但她自己总是照着平时的时间。
大冷天,天还未亮,她就起来了。她把早饭煮好,房子收拾干净,拿着火炉来给我们烘衣服,催我们起床。
“立刻要开饭了,不起来没有饭吃!”她说完话就去预备碗筷。
等我们穿好衣服,脸未洗完,她已经把饭菜摆在桌上。倘若我们不起来,她是决不等待我们的,从此要一直饿到中午,而且她半天也不理睬我们。
每次当她对我们说几点钟的时候,我们几乎都起了恐惧,因为她把我们的一切都用时间来限制,不准我们拖延。我们本来喜欢那架时钟的,以后却渐渐对它憎恶起来了。
“停了也好,坏了也好!”我们常常私自说。但是它从来不停,也从来不坏。
那时钟,到得后来几乎代替了母亲的命令了。母亲不说话,它也就下起命令来。
我们正睡得熟,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起床了;我们正玩得高兴,它叮叮地叫着,逼迫我们睡觉了;我们肚子不饿,它却叫我们吃饭;肚子饿了,它又不叫我们吃饭……我们喜欢的是要快就快、要慢就慢、要走就走、要停就停的时钟。
我呢,自从第一次离开故乡后,也就认识了时钟的价值,知道了它对于人生的重大的意义,早已把憎恶它的心思一变而为喜爱了。
我记得第一次回家随身带着的是一只新出的夜明表,喜欢得连半夜醒来也要把它从枕头下拿来观看一番的。
“你看吧,妈,我这只表比你那架旧钟有用得多了。”我说着把它放在母亲的衣下,“黑角里也看得见,半夜里也看得见呢!”
但是母亲却并不喜欢,她冷淡地回答说:“好玩罢了,并且是哑的。要看谁走得准、走得久呀。”
幸而母亲对我的态度却改变了。她现在像把我当作了客人似的,每天早晨并不催我起床,也并不自己先吃饭,总是等待着我,一直到饭菜冷了再热过一遍。
她自己是仍按着时间早起,按着时间煮饭的,但她不再命令我依从她了。
“总要早起早睡。”她偶然也在无意中提醒我,而态度却是和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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