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迪的人生就像梦一样
从小就被病痛折磨的她,一直想成为命运的主宰者,但从成为榜样开始,她的命运却开始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其中也包括一些让她身不由己的改变。
这30年来,她被打造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有着不同的反馈,在这个过程中,她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却似乎无人知晓,我们试图通过对她周围的人的采访,还有与她接触过的片段,来还原她的别样人生。
“我就是我”
“她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跳舞的疯丫头。”诗人雷抒雁曾这样形容张海迪。北师大教授李燕杰上世纪八十年代是青年人的“精神导师”,张海迪未成名前,曾与他通信。他说,外界盛赞张海迪是“80年代的活雷锋”、“当代的保尔·柯察金”,但她直言:我生活中怎样就是怎样,我就是我。
新华社某位记者把刚写出的一篇通讯交给张海迪本人过目。张海迪看后提出,是否不必披露她的入党经过——“我自己没那么高的觉悟,别人要我申请我也就申请,很快就通过了,这要是写出来,人家不说我是突击入党呀?”弄得记者很下不来台。
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干事的高伐林还记得,她的率性而为,最让人难忘的,当属“发型风波”。
一位西方记者问张海迪:“中国6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青年的榜样雷锋,80年代,中国需要一个青年做新的榜样,所以他们就训练和塑造了你,包括你的头发,是吗?”他眯起蓝色的眼睛,狡黠地望着张海迪。
张海迪很想笑,关于头发,“我一直是这样,我喜欢长发飘飘……”
张海迪后来住进了医院。一天,康克清来医院看张海迪。……康说张海迪头发太长了,是不是剪一剪。当时,张海迪感到周围的人们热切期待的目光在注视着她,他们在等待她什么时候剪头发。
张海迪没有说话。张海迪看出一些人的失望和震惊。张海迪没能轻松,在后来的一些天中,有关的同志曾几次打电话到医院,询问张海迪是否剪了头发,是不是准备剪,什么时候剪。她沉默着。
1985年,共青团中央全会在京召开,张海迪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就在当选当天,她剪去了长发。
该不该结婚都是话题
1982年7月23日,张海迪与王佐良领取结婚证。这一信息在宣传她的高峰期,由天津的一家纸媒曝光。
“我应不应该结婚,都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人们的各种非议,令她选自.故事大全 www.thgsw.com 苦恼过。“她想过离婚,她父母又不同意了。他们对我说,她没出名时与人结婚,出名了却要离婚。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道德。”
当时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魏久明向团中央上级报告事情原委。得到的批复是,这属于个人私事,应由她家自行处理。
法新社一位记者问过他,以张海迪的身体,无法享有正常人的夫妻生活。那么,她结婚合乎人道吗?
魏久明的回答是,“爱情难以用一种标准来衡量。”
过度宣传让她透支身体 曾遭调查
1983年3月11日下午,张海迪从人民大会堂回到海运仓总参第一招待所。“她情绪原本不错,忽然——”说着,团中央宣传部干部卢山将脖子栽倒一旁。
那天出发前,她已向他透露,自己感觉不适。当晚,张海迪间歇性停止呼吸,反反复复。王兆国等团中央领导匆匆赶至并商议,将她火速送往北京军区总医院,停止她的一切外事活动,将她父母从山东接到北京。
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魏久明过后分析,宣传日程紧密,演讲又易使人兴奋。为免在台上小便失禁,每次她都不敢吃饭喝水。这些都是透支的因素。
曾任团中央宣传部干事高伐林披露,病发前一天,张海迪乘电梯时,有人塞给她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责她演说的事迹部分失实,“她读完这封信,没给别人看就销毁了。”
1983年3月下旬到4月底,根据党中央要求,团中央与山东省委各派成员,组成15人的“宣传调查小组”,全面核实张海迪的履历。高伐林是小组成员。“中央要号召全国人民向张海迪学习,老一辈革命家要亲笔为她题字。树立这样一个人物,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年4月上旬,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何光伟和魏久明来到山东莘县,督促调查进展。调查汇集上来的问题有:第一. 张海迪的高考分数与实情有出入;第二. 她的入团手续不完备,团员档案不见她的材料;第三. 莘县县委里,有个别干部对其父张坦夫在任时的行事风格有意见,不同意树立张海迪。
团中央主要领导对报告极为重视,坚持张海迪的宣传要实事求是,对不同意见和她的入团问题,一定要“弄清情况,分清是非”。
“我们对她说,调查她也是为了落实事迹,消除某些疑问,这是为她好。”高伐林觉得,张海迪知道后,反应“比较正常”,没显得不安。
从小,她便懂得了压抑。无数次在父母快开门时,她飞快抹去脸上的泪水,笑脸相迎。实在不行,她会趁四下无人,一缕缕揪扯自己的头发,狠狠地咬自己,或在身上留下抓痕。“她把痛苦埋藏在心底。”
从被钦佩到被抵触
高伐林走访过武汉大学、毛麻丝公司、武汉商场、省图书馆……得到的反馈是,工商业的团员们、青年学生们对张海迪还是报以钦佩。当然,“他们听多了也就听腻了。”
一名图书馆的青年管理员坦言——“张海迪的道路是中国当代青年的惟一道路吗?我们的时代正走向多元化,青年面前出现了多种选择的机会,张海迪是典型之一,不是让我们无所选择的惟一。由之一变成惟一,我对她就由钦佩变成了抵触。”
高伐林则认为,张海迪在那一“宣传”时期,心绪矛盾。她无疑渴求成功,对团中央的宣传目的心知肚明,也愿意配合。可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被政治化,成为“一个被塑造的政治偶像”,她更不想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投机者。
2001年5月,高伐林意外地收到了张海迪的电子邮件。这封信打开了往事的闸门,也唤起他的疑问,“她在信上说,那时候我总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你们,让所有的人把我忘掉——为什么?”
第二封信里,高伐林读到了“关键的一段”——当时一些人觉得我就像一个骗子,我偷偷地哭过,可我没让任何人看见我的眼泪,因我相信自己,相信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那些经历让我更顽强了,我坚持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工作,终于实现了很多梦想。”
刻意淡出公众视野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海迪刻意淡出公众视野。“我的职业是专业作家,可是由于我最初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是一个被宣传的人物,因此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总是被掩埋。我曾反复强调,我不希望我身上沾染太多的文学之外的东西,但遗憾的是我很难摆脱,我常常无可奈何。我从没有因为自己是一个病人而降低对写作的要求,更不希望被人们首先看作是一个公众人物,然后才是作家。我要摆脱这种囹圄需要很长的时间。”
颇为有趣的是,2002年6月,张海迪做客人民网读书论坛,与网友们对话——你对反腐题材怎么看?你会写这样的题材吗?
“我不会写反腐的小说,因为我远离官场。如果故事好,有震撼力,有艺术感染力,那就好,可要是太多,人们就会对国家失去信任和信心……”这与张海迪的成长背景紧密相关。她的父亲张坦夫是老党员,对张海迪的教育是按体制的价值观实行,即向身处逆境的女儿灌输自己信仰的“正能量”,“所以她能按过去的是非观指导她的人生。”
逆境中跋涉,也让她下意识地选择“正能量”作为精神依托。2008年,她担任中国残联主席后,在访谈中说:“一个人幸福了,不是真正的幸福。100个也不是,只有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我们才有真正的幸福——人应该有理想主义。”
争议与回避
2009年夏天,网上流传张海迪“加入德国国籍”的消息。网民对她的不满、质疑纷至沓来。
2011年10月27日凌晨3点,她在博客里说,“想郑重告诉大家,我从没加入德国国籍。”她宣布:“今后,不再写微博。”
“张海迪女士曾在博客中声称,她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不希望自己的微博成为一个传播谣言的地方,不希望有不干净的文字。我以为,她没有充分理解这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媒体资讯传播方式改变后,她应学会怎样与服务对象沟通。她现在站在一个担当重任的位置,不再适宜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心态,沉浸在个人内心对世事人间的体认上。”维权律师江天勇说。
对此,在山东,与张海迪来往密切的作家也聊到,他们喜欢张海迪,是她不装腔作势。私下里,对腐败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她也敢于斥责。但当问题白热化时,她却未见得公开表态,“有一年在省作协,一群作家合力反对某一党组成员。海迪对此人也有个人意见,有人找到她时,她却回避了。她表现出,只想专心写作,不想掺和人事纠纷。”
人生就像梦一样
去年11月28日,张海迪重回微博。有人在这篇后被拿掉的帖子下,跟帖夸她像战士。她说,“我本质其实就是战士,只是别人没看出来!今生今世壮志难酬,如有来生定会投笔从戎,驰骋疆场……”
这番话与她19岁时的宣言何其相似:“我要不死了拉倒,要不一鸣惊人!”
“80年代,青年人主要思考,如何为社会需要。这一过程中,怎样实现自我价值。张海迪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推动成千上万的青年人自强不息。从这一层面上,树立她作典型是对的。但就她个人而言,到底是福是祸?我还没有答案。”高伐林总结道。
“亲爱的孩子们——”今年3月23日,英国约克大学在华举行的“2013年学位授予仪式”上,张海迪被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音调依旧,微笑着端望台下:学子们脸上带着对未来的热望,混杂着些许犹疑。那是她熟知的神情。
他们不曾见到,就在更衣时,她的双手在扶手上猛一支起,身体腾空,两条腿咣咣当当,形同虚设。
待坐下后,环视一圈,她感叹,“我常说,人生就像梦一样。”说完,目光转向一旁,不再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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