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的故事

王府井大街36号，北京灿然书屋。对于这家坐落在繁华街区的书店来说，2012年2月的这个周末，生意多少显得有点冷清。下午四点，顾客一共四位。一位店员起身关上了敞开的玻璃大门，以免寒气侵入室内。

这里是中华书局王府井门市部。

如果不是墙上一幅庆祝中华书局100周年促销活动的横幅，人们或许很难从静悄悄的气氛中发觉，这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刚刚迎来了自己的百岁诞辰。

各类古籍学术图书紧凑地排列在书架上，它们使每个人一进门，就能对中华书局的特色一目了然。然而，读者们未必知道的事情是，这家百年老店作为古籍专业出版社的历史，其实只有五十多年。此前，它出版的教科书，是更多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那场转型，始于半个世纪前——无论是中华书局，还是整个中国。

不合时需的民营出版业1949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步入最后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出版工作需要统一集中，但是要在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在有利和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的、有步骤地走向统一集中。”

在统一版本的工作中，教科书是重头。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审定老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中小学课本，编制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教科书。随后，具有国营背景的新华、三联书店，联合民营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公私合营的联合出版社，是为新教材的印行机关。时任中宣部出版委员会负责人的黄洛峰，将这项举措解释为统战的需要：“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团结他们、领导他们……就是让他们有生意可做。”

当时，这些民营出版社的生计已经相当艰难，中华书局尤其如此。一份1950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记载了这样一条消息：南昌市中华书局店员为了节省开支，克服经营困难，全体员工自动减薪，同时降低伙食标准，由四菜一汤改为二菜一汤，并规定了水电及日常用品的节约办法。为了薄利多销，店内还卖起了文具。

这让人很难想到，中华书局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座出版重镇。

事实上，中华书局也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由于新中国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介绍苏联经验的书籍。中华书局自然不甘落后，1949年，他们便出版了“新时代小丛书”，包括《苏联是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模范》、《共产主义理论家列宁》等，还有“大众文化丛书”，包括《苏联集体农庄的基本原则》、《苏联的农业组织》、《苏联的工业管理》、《苏联的货币与银行》等。

但是，中华书局在这个领域显然并无明显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据1950年《人民日报》的介绍，仅《苏联的集体合同》一书，当时就有林达翻译的中华书局版，秦佚翻译的大众书店版，以及李相崇翻译的中外出版社版。

彼时，民营出版业还面临着“粗制滥造”的舆论指责，一些揣摩新形势出版的作品，常常面临“不符合要求”的情况。例如，中华书局1951年9月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试图“用唯物辩证法，对百余年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加以系统的叙述”，可印行几个月后，就遭到了《人民日报》、《学习》杂志措辞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书，它是用极不严肃的态度写出来的”，因为这部书在引用资料时“歪曲”了毛主席讲话的原意。在向出版总署请示后，书局不得不将该书改为“凭证发售”。

在无所适从的情况下，民营出版机构的日子都不好过。中华书局1950年净亏高达28亿7000余万元。新中国建立前夕的商务印书馆“2万多种存书中有70％以上已不合时需”，无法销售，张元济董事长甚至一度寻求上海政府的贷款。

也就是这一时期，人民政府开始将奄奄一息的民营出版业纳入国家系统。

“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1950年9月，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举行。决议指出，公私出版业应当“在出版总署的统一领导下统筹兼顾、分工合作”。会议为中华书局初定了医药卫生及农业书为主要专业方向。年底，由出版总署牵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统一发行上述几家出版社的书籍。也就是说，在编辑出版上，中华、商务等公司大部分由国家加工订货，发行也由国家包了。中华书局的业务情况从此有所好转。

1954年5月1日，中华书局又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了一家“主要是为国家工作”的出版机构，总部由上海迁到了北京。为了配合当时的经济建设，新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也就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中华的业务范围一下子扩展到经济、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农业、文史等多个领域。

从快速衰退到迅速膨胀，中华书局仿佛坐了一次过山车。但是，生计好转了，经营上却呈现出了一些乱象。

在热火朝天的气氛中，中华书局从各业务指导部门调来的员工将近百人，老员工俞筱尧回忆道，这些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编辑出版工作的规律也还不熟悉，不少同志过去甚至根本没有接触过这方面工作，但形势逼人，不得不边干边学，硬着头皮上&rdquo选自.儿童故事大全 www.thgsw.com ;。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来得及继续摸索，中华书局却再一次掉头转向了。1956年，文化部党组写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称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两社“历史遗产没有很好地接受和利用”，提出两点建议，“第一步，加强对两社过去出版的书籍的整理重印工作，并更多地用中华、商务的名义组织学术书稿和工具书的出版，使两社在业界发挥更大作用。同时积极开展其在海外的出版发行工作。第二步，将中华、商务独立出来。”

一段话，使得中华书局匆匆剥离刚捂热的财政、金融等业务，分别移转到新成立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和中国金融出版社。1957年1月，古籍出版社被并入中华书局。

几个月后，借着整风运动中“大鸣大放”的机会，财经出版社副社长常紫钟在《人民日报》上说了两句心里话，“文化部在改组原中华书局时，方针不够明确，举棋不定。如先把中华书局改成财经出版社，后因中央指出应重视中华书局传统，又把中华书局单独分出。现在又同古籍出版社合并，结果一个单位挂了三个招牌，中华书局原有的优点被忽视了，许多有经验的老出版工作者没有能充分发挥作用，工作中呈现出不少混乱现象。”

他说：“古语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有一个‘久’字。我们的出版社则是合不久就分，分不久又合。”

“人弃我取，乘时进用”

1958年4月，文化部正式安排了中华书局的新任务，将它改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机构。任命金灿然由文化部出版局局长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同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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