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宽恕怎能让人不动容

在南京东郊的国际学校里有一棵特殊的“圣诞树”。每年临近圣诞节,树上就会挂出上百个圆形的小卡片,上面写着一些苏北农村孩子的名字、性别和年龄。

每位经过这里的外籍学生,都会轻轻地把这些五颜六色的卡片摘下来,塞进书包里,然后回家与父母一起,按照卡片上的信息去筹备他们的礼物。一个月之后,苏北的孩子们就会收到这份来自异国同龄人的新年祝福。

这样的交往已经延续了好些年。只是两地的孩子都不大清楚,这项活动始于何时,又是为了什么。

大人们有意不让孩子了解太多,因为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随即被捕,后被法院判处死刑。

这起当时轰动全国的特大涉外灭门惨案很快结了案,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就在那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协会用募集到的捐款为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支付学费,希望他们能完成中国法律规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为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创造机会。

这一举动默默延续了9年,虽然已有超过500名的中国贫困学生因此圆了求学梦,但这件事至今鲜为人知。

宽恕的方式

“如果普方还在世,那么普方家肯定是第一个参与的家庭。”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总经理朱利娅确定地说。她是普方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普方是同乡。她觉得这是纪念普方一家最好的方式。

在她印象中,普方太太是个热心肠,在南京生活期间一直都是乐善好施。曾经有一对从非洲来的年轻夫妇在南京上大学,后来因为妻子怀孕,无力负担生活,在南京的外国人都自发组织活动去帮助他们。朱利娅记得,在参与此事的学生中,普方家的女儿桑德拉是最积极的。

贺杰克在南京经营德国餐厅和甜品店有十多年,他熟知大多数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德国家庭。他也记得,9年前,4月2日的那个早上,当他听到有关普方一家的不幸消息时,是多么的愤怒。

“你怎么能开这样恶毒的玩笑?”他冲着电话里嚷道。那天所有得知噩耗的人,第一反应都是“这该死的愚人节”。

时年51岁的于尔根·普方为人谦和,行事严谨,循规蹈矩。亚星奔驰公司远在扬州,因为孩子在南京读书,注重家庭的他每天都要驱车100多公里上下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小。妻子佩特拉·普方比丈夫小11岁,是一位和善的全职太太。他们的一双儿女,15岁的女儿桑德拉和13岁的儿子托斯腾,都是南京国际学校的学生。

在贺杰克的印象中,1998年才来到南京生活的普方一家4口,总是喜欢骑着自行车出行。普方先生喜欢运动,尤其爱打网球。小男孩托斯腾爱玩,每次到餐厅来都牢牢地捧着他的GAMEBOY(一种掌上游戏机)。

那天早上,贺杰克实在无法接受那个让人心痛的消息,他马上打电话给另一个朋友。当确认“这是真的”之后,他又宁愿“这一切只是一个很坏的玩笑”。他一向认为,在这座治安一直较好的城市里,女孩子甚至可以半夜独自在街上走。“你可以问每一个在南京生活的外国人,”他说,“在那件事以前,所有人都觉得这座城市比自己的国家还要安全。”

在法庭上,普方一家的亲友们见到了那4个刚成年不久的疑凶。原本在他们的想象中,凶手是那种“看起来很强壮、很凶悍的人”,可实际上,“跟你在马路上碰到的普通人没有区别”。

这4个男青年并非有预谋要杀人。他们一开始只是想偷摩托车,但换来的钱并不多。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广告,得知玄武湖畔的金陵御花园是南京最高档的别墅区。那晚,他们潜入小区,也只是想去洗劫一间不亮灯的空宅,结果那套正在装修的别墅没有东西可偷。最终他们选择了隔壁的普方家。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

据说案发后,普方先生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做出了一个让中国人觉得很震惊的决定——她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4个年轻人死刑。

“德国没有死刑。”贺杰克解释说,“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在当时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有德国记者转达了普方家属希望宽恕被告的愿望。外交部方面回应“中国的司法机关是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来审理此案的”。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

与此同时,更多的在南京的外籍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纪念普方一家。

善心正在接力

9年前,当这些创始者们决定以做慈善的方式纪念普方一家之后,他们很快便确定,把帮助苏北贫困家庭的孩子完成学业作为最初的使命。

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让他们触动很深:那4个来自苏北农村的年轻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其中有一个做过短暂的厨师,有一个摆摊配过钥匙。

“如果你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有了自己的未来和机会。”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万多明是德国巴符州驻南京代表处的项目主管,他坦言,自己也是在德国的农村长大的,只是在德国,不需要付费就可以完成小学、中学的学业,后来考上大学,自己才有了比较好的工作。“如果需要付费的话,我的父母也没有办法送我到学校去,可能我在德国还找不到工作,没办法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打算用业余时间做慈善的外国人,当年并没有得到在中国成立基金会的批准,于是他们改称为普方协会,与南京本地的爱德基金会合作,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

如果不是普方协会提出的动议,扎根于江苏本土的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想到,一向以富庶闻名的江苏也会有那样贫困的家庭。

有一个镇里的干部,住在镇上,全家4口人住的地方连10平方米都没有,几乎每顿都在喝粥。还有一个光棍讨不起老婆,收养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块没腿的木板当床,上面铺着黑乎乎的棉絮。

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听说有人愿意资助孩子上学都很高兴,表示“一定要推选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这并不是普方协会设立助学金的初衷,他们只希望“人人都能享受均等的受教育权利”。

张磊(化名)是目前受资助者中惟一考上大学的学生,他从6年级开始接受普方协会的资助。起初人们并没有特别注意他家的情况。当他升入初中以后,有老师反映“这孩子很要强,成绩也好,很有希望考入大学。”

于是,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特意找出那份填写于2003年5月的申请表,在那上面,张磊一笔一画地写道:“父亲病逝4年,母亲务农种着3亩地。哥哥没上完小学就辍学打工,我很想读书……”

如今,张磊已经是淮阴师范学院的大一学生,他立志做一名合格的英语老师,因为他发现家乡的老师发音都不够标准。尽管他并不知道普方基金的背景,但他同样笃信“教育改变人生”,也希望教育能够改变家乡的面貌。

“我们不是要传达这样的信息。”万多明强调说,“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事实上,连受助的学生也都不知道普方协会的背景。万多明坚持,提供奖学金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上不起学。

9年来,随着最初的创立者们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离开中国,普方协会也逐渐淡化了早期成立时的背景。“现在在南京还认识普方一家的德国人已为数不多。”贺杰克掐着手指头算道。因此,他们与受助学生交流时都是以爱德基金会的名义,像贺杰克这些普方协会的会员们,通常被介绍为一群“很有爱心的国际友人”。

这个以普方一家人的姓氏命名的协会,把一朵儿童手绘的粉色小花作为logo,上面写着:“教育,是献给生命的礼物。”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影响了一批中国人,去回报社会,关心弱势群体。比如,一位家具城的中国老板从拍卖家具的钱里拿出10万元,捐给普方协会。又比如,一位在普方运动会上受聘帮孩子画彩绘的中国老师,听说是这样一个活动,就不肯收钱了。

所有人都企盼着,有朝一日,慈善也会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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